“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高端论坛在我校举行

多学科学者协同研究       探寻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高端论坛在我校举行

6月2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社会发展学院、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高端论坛在出版社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南京、武汉、杭州及上海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多名城市研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刘晓红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杨扬教授、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林拓教授分别代表举办单位致辞。

副校长孙真荣教授出席开幕式并代表学校致辞。他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华东师大的发展历程以及具有跨学科特点的城市研究的基础和平台建设情况。他说，城市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和发展，华东师大在这些学科上具有良好的基础，为城市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条件，学校在新一轮的学科发展中也在积极探索跨学科建设。本次研讨会邀请了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专家深入研讨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问题，并采用由学报和学院联合主办的方式，是学校建设跨学科平台的有益探索。

与会学者围绕城市规划与治理方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文化向度、城市发展与治理难题等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和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治理集中地面临着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城市化质量、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

在城市规划与治理方式现代化方面，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岗教授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开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带来了社会、文化、价值等领域全景式变革，也给城市治理与发展带来了四大挑战：如何构建“好的人工智能社会”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重构城市人群就业结构对社会稳定构成的挑战；网络空间快速生成与伦理规约空间建设滞后对新时代道德生活构成的挑战；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新兴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及传统人才储备形成的挑战。面向未来的城市治理要促进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深度融合，围绕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进一步推进城市健康、协同和可持续发展。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吴瑞君教授从大城市随迁老年人口的社会融入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了城市治理中应面对不同人群的需求，特别是随迁老年人口。年龄、性别、留居时间、随迁老人数量和留守老人数量以及户籍类型对于随迁老人代际支持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老年人口因为随迁行为，强化了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同样是影响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和社会支持的因素。由于随迁老年人口对其社区支持体系未形成，医疗服务获得率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资源，根据不同群体的城市内部和外部的社会支持状况寻求治理策略。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教授则从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要把社会学的一些主要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和乡村转型的改革实践中，并通过大量的城市规划尤其是特色小城镇的案例介绍，分析了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中人、群体、组织、社区、文化等社会学要素的重要性和价值。他认为，做城市、做文化需要找到中国的根。城市化是无法抗拒，在做乡村改造的时候也无法回避城市化，但是我们需要建设、需要要行动。

在城市治理的文化向度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陈映芳教授认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权利的文化开始登场，西方城市文化政策的主体、目标和方式开始发生转向，城市文化政策成为评判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城市文化政策的推进下，市民文化的概念在普及，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经济性城市文化政策带来了公共文化供给在阶层和空间上的分化以及在区域间的失衡问题。缺乏自下而上的以市民为主体的文化事业的兴起，造成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严重脱节。以“文化”的名义，拥有内在社会关联以及文化传统的城市社区遭到了破坏。人的文化主体性如何被吸纳到城市文化政策中来？市民作为文化活动的主体地位如何被确认？城市文化政策需要跟社区活性和文化传统相挂钩。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提出，从文化类型上看，“城市是男性的，农村是女性的”。城市的过度繁华和农村的极端凋敝，主要是“孤阳不生”的结果。当下流行的各种GDP榜单、城市竞争力排名，主要指标都是极端男性化的，表达的是竞争、掠取、占有、征服、贪婪、暴力等，这种城市文化对整个城市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通过对“有温度的城市”的解读，提出要建设“人文城市”，既要认真研究导致城市“不温暖”和“冰冷”的根源和病理，也要明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谱系和人文思想资源，为把城市从日趋机械、呆板、无情的“现代”形态中解救出来提供思想武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认为，在当前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高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机器”，正在迅速地催生中国“都市奇迹”的出现，其表现形式形态之一就是城市原有的一些整体形态正在被各种二元的力量所撕裂，城市内部的各种“非均衡发展”成为其典型特征，这无疑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新挑战。对此，必须改变物质化和技术化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路径，重新确立城市化的社会-文化意义，重新发现城市治理的社会-文化逻辑，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和服务中去，将服务型治理和治理型服务结合起来。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王浩斌教授认为，社区治理主要有“政府管理”、“居民自治”以及政府和社区居民“合作治理”三种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存在着沟通不畅、协调不顺、监管不到位等共性难题。社会化媒体可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帮助：一是可以增进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协调，通过电子政府的形式，建立起城市“网络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可以打破商品房小区的区域局限，广泛凝聚相邻社区居民，建立具有情感联系的“城市精神家园”。三是政府可以通过对社会化媒体的大数据分析更好地进行监管和服务，及时把握和回应社会热点问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朱军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从生产研究逐渐转向了日常生活的消费研究。从本雅明到列斐伏尔、马尔库塞、保德里亚，其“内在转向”的气息日益凸显。马克思商品批判中物与物的虚幻“形式”进一步突变为“风格的丧失”和“符号的霸权”。消费文化魔性化为一种“物的体系”，一种由技术-消费体制精心设计并控制的“次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最高物神，这正是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的奥秘所在。日常生活异化下的美学危机导致了新型的“消费-官僚社会”，制造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

在城市治理的难题及对策方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城市病”表现出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不协调关系，反映出城市的成长。城市病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滞后而不在于城市人口的增长，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根本在于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加强管理和服务。城市人口信息系统需要提高动态性和及时性，充分利用和挖掘大数据信息和利用。城市信息系统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精细化管理非常重要。城市精细化管理离不开人的参与和利益表达。因此，城市人口增长不单单是城市管理服务的需求者，同时人口是各种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力量，人口是解决城市病的积极力量。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林拓教授认为，县是我国行政体系中最悠久最稳定，也是最贴近基层且行政资源配置完整的一级，而县建制出现大幅收缩。县收缩与城市化相伴随，城市化的作用机制也影响县收缩。作为与城市体制相对应的县，观察其收缩进城进程，恰恰可以从另一个向度发现中国城市治理的隐秘逻辑。从城市化率和县收缩情况来看，城具有不同步性。县收缩有几个时间上的高峰点，通胀对县收缩具有重要影响（正相关）。县体制收缩带来幅度重塑、职能重组等体制变革的意外后果。因此需要迈向整体性治理，构建更完善的优化方略，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孙斌栋主要从职住均衡视角探讨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空间政策。他以上海外环线以内的102个街道为基础，准确地测度了每个缓冲区职住均衡程度，发现职住失衡确实是导致通勤时耗增加和交通拥堵的显著因素。因而，他认为城市规划政策中应坚持职住均衡的原则，合理布局居住和就业用地，以提高城市交通效率。

本次论坛分三个不同主题依次进行，任远教授、林拓教授和文军教授还分别进行了点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杨扬教授做会议总结发言。他认为，城市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吸引着无数研究者的关注目光。中国的城市问题具有世界性的共同特征，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对于中国当下城市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改写世界城市史的可能性，也具有破解当下城市研究理论瓶颈的急迫性。因此，城市治理迫切需要不同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来一起参与，共同努力。

据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与校内相关院系主办系列学术论坛，在城市研究方面，围绕“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等主题在学报开设专栏并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撰稿人：社会发展学院、城市发展研究院、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