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斜跨中国的人口分布线——胡焕庸线，把中国分作东西。面对东部几近饱和的人口和匮乏的资源、大城市问题、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挑战，人们把目光放在了广袤的西部地区，希冀能够通过新型的城镇化，试图打破胡焕庸线的束缚。然而，这真的有可能吗？
一条斜跨中国的人口分布线——胡焕庸线，把中国分作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界线与气象上的降水量线、地貌区域分界线、文化景观的分界线以及民族界线等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中国的自然灾害活动及发生的空间布局大致沿着胡焕庸线分异，并以此为界限呈过渡性，即由西北的无涝区向东南的洪涝区过渡。在胡焕庸线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貌灾害分布集中，中段是包含黄土高原在内的重点产沙区，黄河的泥沙多源于此。
面对东部几近饱和的人口和匮乏的资源、大城市问题、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挑战，人们把目光放在了广袤的西部地区，希冀能够通过新型的城镇化，试图打破胡焕庸线的束缚。然而，这真的有可能吗？
胡焕庸线究竟是人口线，还是降水线，或是生态线环境界线？
胡焕庸线锁定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认为，胡焕庸线很重要。
胡焕庸线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两个因子，对于北方而言第一因子是降水，对南方而言则是地貌。地貌不等于地形，它包括海拔、地表崎岖度、地表覆盖物特征、水系特征等。这里的南方、北方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在秦岭淮河线附近，严格意义上即生态环境脆弱带中心线位置偏离原直线，但是不影响胡焕庸线的基本走势。
在现实意义上，胡焕庸线刻画了中国人口分布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产业布局和资源环境利用，作为一种控制规律或如克鲁格曼所说的地理“天性”（nature，本性），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这首先是因为胡焕庸线刻画了中国地理环境的自然（生态）禀赋，或者叫原始生产力，又或者叫农业生产潜力；其次，胡焕庸线作为“第一本性”，制约了早期发展，影响了人口与产业聚集和交通区位，而后者是克鲁格曼强调的“第二地理天性”。可以说，胡焕庸线锁定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不承认这种锁定，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在中国，特别是苏联学派的代表，曾经想用另外的线代替它，搞产业布局和城市化，结果摔得很重。实际上，胡焕庸线作为生态环境过渡的梯度带，环境特征不稳定，形成生态脆弱带，也是我国贫困县集中地带。研究它，很重要。
胡焕庸线是气候变化的产物
胡焕庸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丘陵为主，传统上为农耕区。胡线西北方人口密度较低，或为沙漠或为高原，传统上为牧业区。因为线上与古长城部分重合，更引发了一些胡焕庸线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分野的猜测。
一般认为，胡焕庸线与中国年降雨量400毫米的等值线重合，是中国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因此胡焕庸线的形成也是气候导致的降水差异造成的。
王铮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随张丕远先生研究历史气候变化。他们发现用中国古代的旱涝分布做等值线图，在1200年前，在中国腹地这个等值线基本上平行经线或者纬线方向，在1200年后东部地区则出现了平行胡焕庸线方向的等值线。他们通过进一步研究降水变化，发现1230年到1260年间中国有一个气候突变，与世界上公认的中世纪温暖期结束时间一致。2000年后，王铮和学生吴静基于中国历史人口数据采用ABM（基于自主体的建模）模拟2000年代的中国人口分布，发现1240年代出现符合胡焕庸线人口分布的特征，据此推断胡焕庸线是气候变化的产物。在历史上气候温暖期汉朝、唐朝和相对温暖的宋朝，不可能出现胡焕庸线刻画的人口分布特征，所以那时候中国西部地区相对富裕，南方则出现所谓“江南湿热，丈夫早逝”的现象。
这种降水差异，导致了农业生产潜力的变化，因此胡焕庸线两侧，农业生产能力、生态条件出现明显差异。这种由农业自然禀赋导致的差异，锁定了中国农业经济的格局。工业化早期发展，其对水资源和粮食的依赖十分明显，胡焕庸线继续锁定着中国的经济地理结构。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粮食可以通过调配解决，但是水资源的约束作用显然很强烈，所以胡焕庸线很可能继续锁定中国发展的空间格局。
换言之，如果气候没有大的变化，胡焕庸线是很难被突破的。其实，即使气候变化了，地貌的约束仍然存在。王铮特别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全球变暖对中国有利。“事实上，我和我的学生乐群、夏海斌、钟章其通过模拟发现，在全球变暖条件下，我国粮食主产区，洪涝灾害增加，农业生产潜力下降，这是很危险的。”
胡焕庸线并非中国地势的第三台阶
王铮说，把胡焕庸线当作中国地势的第三台阶是望文生义的做法，“就像万有引力的衰减与距离的平方呈反比，电磁力的衰减也与距离的平方呈反比，有人就把万有引力和电磁力混为一谈，看不懂他们的本质差别。”事实上，胡焕庸线在中国北方并不沿着台阶边缘走。当然，地貌的变化会影响大气降水，但是二者有本质不同。中国的苏联学派带头人就曾经这样强调过，后来发现他们错了。
沿着胡焕庸线形成的气候与生态环境过渡带，实际上有其更深刻的地貌背景。腾冲-天水段实际上是沿青藏高原南缘行走的，它反映了中国地貌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的位置，天水潼关段，也表现出了受秦岭控制的特点。潼关-黑河段主要分布在中国地貌的第二、第三台阶之间，由于中国北方地区过渡的梯度不大，所以生态环境过渡带在这一带表现出较宽范围，在北纬34-40度区包含了整个黄土高原，在北纬40度包含了蒙古高原的山前地带赤峰（伊克昭盟）通辽（哲里木盟）地区。地貌的变化，对大气环流和行星风带可能存在明显的影响，从而引起气候特征的变化，使得主要受控于气候的生态环境发生空间变异和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带还表现为地震灾害的频发带。腾冲石鼓之间是滇西地震带，向北为著名的南北地震带中段，然后自天水附近，沿渭河平原（地震）带伸布，在潼关附近又转而沿山西-燕山地震带分布东北地区由于地震少而消失。此线东南地区，地震集中分布于昆明附近的南北地震带南端，台湾海峡两侧及华北平原内，其他地方地震极少，此线西北的地区地震散布于各地区。王铮将1965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发生的九大地震震中绘到中国地图上，结果发现，胡线以东地震是沿胡线方向排列的，它们的经纬坐标相关系数达0.9，这种现象揭示过渡带的存在除地貌因素外，似乎还有地球物理背景。
人口密度差异古已有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说，黑河-腾冲这条线，如果从人口的角度来考量，并非一直存在，实际上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对东北开禁，东北人口出现显著增长之后才逐步稳定。
相较于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东北关外人口增长一直受到政治影响。清朝视东北为“龙兴之地”，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将大部分土地划为“封禁”地区，在东北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三将军的辖区在管理方式、行政制度及土地占有形式上都有别于中原地区。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东北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
清朝对东北的封禁造成了东北人口稀薄，最终为俄国蚕食中国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晚清边疆危机日甚，清朝被迫开放边禁，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1907年，清政府最终裁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并设东三省总督。
根据有关的统计，直到1893年，东北人口约为600万人。之后十几年之间，东北的人口大幅增长，清末的全国人口统计显示，东北三省的人口总数达到1977.7万人，几乎平均每年净增70万人。而到了1930年，东北的人口就达到3008.68万人，20年间每年又净增50万人。以黑龙江省为例，1930年的人口大约是400多万，哈尔滨人口40万左右，而到了1990年，黑龙江人口达到3500多万，哈尔滨的人口则达到230多万，增速分别接近9倍和6倍。而同时期的东南沿海区域，人口增速才2倍有余。松嫩平原的人口密度当时也从每平方公里200—400人快速增长到600—800人。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也逐步增多。
20世纪90年代，西北地区的人口密度状况也有改善。比如乌鲁木齐的城市周边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00以上，天山南北等处的密度也比较高，伊犁也在100以上。西藏整体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8，拉萨也达到100以上。
葛剑雄说，尽管会有小突破，然而，西部地区的根本问题在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西部地区的干旱、高原和沙漠，非人力可以改变。根据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东部面积占42.9%，西部占57.1%，而东部人口占94.4%，西部仅占5.6%（此前该比例一直是96∶4）。自胡焕庸线发现后，许多年来这个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有时候看起来西部人口密度在上升，实际上还有领土面积变更等相对因素存在，1.6个百分点的变化还是不大。同时，东部仍然有相对稀疏的地方，还可以容纳比较多的人口。到了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东南半壁人口占全国94.2%，西北半壁则仅占5.8%。历经半个世纪，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未变，东南半壁占全国人口之比例，仅由1934年的96%微降1.8%。
顺应天意，人们在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定居是很正常的，胡焕庸线差异局部会缩小，但不会太大。因为从历史人口的变化也已经能看到这一差异的存在，比如河西走廊，汉朝最多几十万人，清代也不过100多万人，即便是气候适宜，水草丰满，但是稍微多一点的人口就不能够容纳。东水西引完全没有必要，西部大开发必须是适应环境的、有条件的开发。当然，生产力的进步也会带来积极因素，比如农业灌溉方式从漫灌改成滴灌，有效地利用了并不丰沛的水资源，提高了粮食单产。
西北降水增加或有助局部突破
王铮认为，胡焕庸线不是一条等值线。虽然胡焕庸线在许多地方几乎与400毫米/年的降水线（过去常称为15英寸等雨线）重合，甚至曾经有人主张用400毫米代替它，但并不合理，因为胡焕庸线的有些地方明显受到地貌影响。从本质讲，胡焕庸线是一条生态界线，是生态条件变化的一个梯度带。这种生态条件突变，有些地区是降水条件造成的，有些地区是地貌条件造成的。“沿这条界线，形成了中国生态环境脆弱带，这是张新时、牛文元先生等提出的观点，不过胡焕庸先生最先通过人口分布图发现了这条界线，具有第一发现权。”
不过，胡焕庸线的西北半壁受降水量影响更大确实是事实。王铮表示，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降水影响使得北部的小规模“破线”发生——根据相关的气候资料研究分析，50多年来，南疆、北疆及河西走廊等地区的降水量呈现增加态势。我国西部年平均降水量基本分布特征是由东南向西北地区递减，由于青藏高原对西南暖湿气流的阻挡作用，南疆盆地和甘肃河西西部是我国西部年平均降水量最少的地方，不足20毫米。
王铮与华东师范大学乐群、夏海斌等利用GCM模型对中国2040年—2060年的气候变化趋势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会改善中国西部、北部的降水条件，但是由于蒸发量的增加，水资源条件改善得并不明显。
胡焕庸线的农业生产潜力锁定正在被突破，主要是云南省北部地区和川西地区农业生产潜力明显提高。另外，中国农业生产潜力提高最大的区域集中在胡焕庸线两侧，升幅最为明显的是藏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即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线以北的东北、华北、关中地区，以及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四川盆地地区。要注意的是，降水的增加对于农业生产会有相当的好处，但是增长有限，对于产业的补益也不大，更遑论集聚人口了。
胡焕庸线的“突破”是个科学问题
对于胡焕庸线的“打破”和“突破”问题，王铮认为，前者主要是指改变经济布局，而后者强调的是改变自然背景。“突破”是“打破”的基础，所以要先研究“突破”问题，在自然背景改变的前提下，经济布局可能会自然地突破某些约束，特别是西部某些水资源条件好的地方，既然改变不了它们的“第一地理天性”，那么我们可以改变“第二地理天性”，通过初始化适度聚集人口与产业，形成某些产业枢纽城市，突破经济格局，从而打破胡焕庸线锁定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现象。
有人说胡焕庸先生当年就强调西部自然条件的约束不可能被打破。王铮认为，胡焕庸提出胡焕庸线的年代还没有克鲁格曼的理论，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化也未兴起，全球变暖还没被发现。“刻舟求剑的想法是书呆子想法。”
目前王铮主持的一个项目就或多或少在研究“突破”问题：例如王远飞教授就在研究全球变化下，胡焕庸线附近气候类型的变化，秦耀辰教授研究胡焕庸线附近农业适应性问题；丁金宏教授和李山副教授在研究气候舒适性与局部人口聚集问题；王铮教授和助手研究农业生产潜力以及产业发展可能性与区域差距风险。只有解决了“突破”问题，才能回答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打破”问题。王铮坦言，“李总理，你提的问题太难了。”
能否、如何突破胡焕庸线，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胡焕庸线以西的人口稀少，主张向西部移民的大有人在，但是这种善良愿望，往往不能实现。据1985年王铮对胡焕庸先生的采访，胡焕庸先生当时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人口分布问题，研究出这条人口分布界线的。然而，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下，这种移民首先碰到了水资源缺乏保障的难题，其次是农业供养能力的限制。2010年来，王铮课题组针对胡焕庸线的突破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条件下，西北地区农业大约可以再供养1200万人口；西南地区，包括胡焕庸线东侧的环境脆弱带，可以再供养2700万人口。换言之，气候变化在好的影响方面，可能使得胡焕庸线以西多供养4000万略低的人口。
但如前所述，气候变暖同时意味着东部地区农业供养人口能力下降，所以气候变暖对中国有损失，而且灾害增加。
模拟还发现，加快胡焕庸线以西的信息化建设，发展非耗水的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好的选择。例如西安地区近年高新技术产业和通信服务业都得到了发展，选择了一条新型产业化道路。同样的，云计算产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服务器安置，西部地区过去的劣势比如人口稀少、水资源不足、交通不便等都不再成为制约，有的条件如气温低等甚至成为优势（服务器散热所需的空调费用会大大降低），西部地区丰富的风力、煤炭和石油资源都可以转化成高效的电能，并省去了高压输送的损失。
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水资源等条件下，通过合理的产业选择，是完全能够发展起西部的城市群。但是这种城镇化必然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
模拟结果表明，适合胡焕庸线以西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是枢纽网络结构，应该以某些局部水资源条件好的城市，建立某些具有资源优势的专业化的产业集群的枢纽城市或者说“龙头企业驱动的中心城市”，形成产业链，构造“枢纽—网络型”空间结构，这样可以明显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不仅如此，还可以带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打破“中心—腹地型”的空间结构，倡导以若干产业创新主导的城市为枢纽，加快中小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和交通网络建设，形成新型产业主导的枢纽网络结构，将有效地提高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换言之，这是中国的增长红利所在，也是突破胡焕庸线的关键所在。王铮指出，这里有两个关键：第一发展以信息化经济为龙头的中国新型产业，第二突破以“中心—腹地结构”为基础的中国经济独立布局，发展“枢纽—网络型”的空间组织，规划发展；全国一盘棋，绝不搞地区封闭，绝不优先保障某些发达地区的发展。
为了此次采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终身教授桂世勋重读了《中国人口之分布》。1981年，华师大成立人口研究室，胡焕庸任主任，桂世勋任副主任。在桂世勋看来，胡老先生研究惟“实”，重视并精心收集当时各省各县的最新人口统计资料，在揭示人口分布受各地区的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及相应农作物状况严重制约时给出了一个独特视角，“当时我们国家90%是农村人口，主要产业是农业。胡先生不仅高度重视我国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制约，还考虑到了经济因素特别是农作物状况对人口分布的重大影响，形成了研究我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崭新视角。”他仔细研究胡先生绘制的两张图后，认为以1点表示2万人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尽管在制图方法上并非首创，但对胡焕庸线的提出可能具有更重要、更直观的意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胡先生研究我国人口分布的视角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在当时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很落后及其从业人口比重很低的情况下没有分析这些产业布局对中国人口分布的影响，是完全符合那时国情的。现在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低于50%，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也降到了10%。所以我认为胡焕庸线如果要‘破’，关键是国家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加大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好地提高当地人们的综合生活质量，使得线西北半壁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我们既要看到我国自然环境难以根本改变，由自然环境制约的产业和人们的居住环境、宜居意愿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大幅度地缩小胡焕庸线两半壁人口分布的比例可能性不大，但也应看到通过上述努力将以当时的县级行政区划为界的西北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35年的4%上升到2050年的10%以上，还是有可能的。”
文汇报 2015年01月16日 第21版：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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